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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谍影：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共情报力量

2025年5月7日，一个个跨越时空的故事，其中提到：“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最危急关头，‘东方佐尔格’——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阎宝航，向苏方提供第一手情报”。
阎宝航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之一。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共与盟国携手开展对敌情报工作，不仅为盟国提供了关键情报支撑，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注入了中国力量，共同书写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篇章。

一、来自中国的情报：助力苏联抗击法西斯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 便注重通过统一战线反抗法西斯侵略——国内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上则寻求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拥护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的外交政策，为中共与盟国的情报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中苏边境局势紧张。
为配合苏联对日本情报工作，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指示，选送多批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青年赴苏接受特种训练，逐步构建起覆盖东北的反日情报网络。
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档案记载：“这一时期，苏联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干部工作员，并将他们安排到全满洲各地。”这些情报人员深入侦察日军在东北的军事建筑、军需工厂、机场、码头等关键设施，情报通过地下网络源源不断传至苏联情报中心。
东北抗日联军著名将领赵尚志等亦参与对日情报工作：抗联特设谍报部，下设按地区划分的特务队，专门搜集日伪军“驻防、军事行动、文件地图、官兵证件”及“飞机场、军库、道路、桥梁、军营”等情报。
1940年底至1941年初，抗联主力退入苏联远东后，仍以派遣小部队回国的形式坚持侦察，为苏军掌握边境日军码头、机场、机库数量及伪装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直接助力苏军后来的对日作战。

苏联在延安设有军事情报组，与中共中央社会部同驻枣园，中方情报通过苏方大功率电台直发莫斯科。
1942年春，苏联派基斯林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赴延安商谈合作。据翻译师哲回忆，中共向苏军情报组提供了诸多关键情报，包括“国民党与日本的勾结、汪精卫陈公博与国民党亲日派的勾连、日本军界与政界的冲突、日本海陆军矛盾、国民党内各派系斗争”等。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突袭苏联。此前，中共通过多源渠道获取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
军委二局破译中统密电、潘汉年系统从香港获取信息、阎宝航从于右任孙科处探得消息，均及时转告苏方。
即使是后来撰写反华《延安日记》的共产国际驻延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孙平），也不得不承认：“战争爆发前几天，延安苏联小组得知德国将进犯苏联；
周恩来从重庆来电称，蒋介石已获悉德国将于6月21日晚进攻苏联。”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专电致谢中共并请求继续提供德军动向情报。
毛泽东随即连发两电强调：“21日开战预测，彼方甚为重视”“友方要求利用一切线索探索德军从西部及占领区向苏联西境调动的消息”。

当时，苏联因担忧日本配合德军进攻远东（1941年八九月“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加剧此压力），不敢抽调远东兵力支援西线。
中共中央部署情报部门重点搜集日本动向：
1941年7月至10月，潘汉年连续上报日方情报，显示日本南进意图明确、近期不会攻苏；
晋察冀情报部门亦从伪满上层获悉“日军南进派在大本营争论中占优”。
这些情报经延安转苏，促使苏联调整战略，从远东抽调兵力迎击德军。

1941年，周恩来安排国民党高层秘密党员阎宝航配合苏联大使馆工作。
阎以公开身份为掩护，搜集大量高质量情报，成为德军侵苏情报的核心来源之一。
1944年夏，阎以执行陈诚任务为由，从军令部二厅钮先铭处获取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部署——包括陆空军配置、要塞位置、布防计划、兵力兵器、部队番号、将领姓名等。
这些情报通报苏联后，为苏军出兵东北迅速歼灭关东军发挥了关键作用。
正因这两份极具价值的情报，1995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授予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
正因其贡献堪比佐尔格，他被赞誉为“东方佐尔格”。

二、东江纵队：与英美盟军的情报协同

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发布《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指示，明确“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的人民联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中央进一步要求“争取英美政府及军事机关合作，共同组织游击战争”，积极推动与英美建立战略合作。

活动于广东的东江纵队（时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香港沦陷后，率先开启对英情报合作：
1942年3月，短枪队化装小贩混入启德机场，从下水道救出被囚英军汤逊上尉等4人，后又陆续营救多名英籍人员。
被救的赖廉士教授（战后曾任香港大学校长）、祈德尊少校建议英方成立营救机构，经英国国防部批准，1942年7月“英军服务团”在桂林成立，赖廉士任指挥官，祈德尊任惠州前方办事处主任，东江纵队由此与英军服务团建立正式军事情报合作。

1942年9月，东江纵队协助英军服务团侦察小组潜入香港狮子山，对亚皆老街战俘营、启德机场、广九铁路、九龙新界交通线等目标详细侦察拍照，绘制启德机场简图移交英方。
11月，双方共同建立“X”“Y”“Z”三个情报交通站——“Z”站设于九龙深水埗砵兰街，以黄作梅登记的“广恒杂货铺”为掩护，负责传递英军服务团在港情报及总部指令。
1943年夏，因叛徒出卖，日军捣毁“Z”站，黄作梅家人被捕（后获释），黄本人因不在店中幸免。
1947年，黄作梅因对英军东南亚行动的贡献获英国国王颁发MBE勋章。

东江纵队的情报能力获英方高度认可：英国驻华武官称“英美海军靠它获取进出香港船只消息，陆军靠它识别港口日军……中国东南部敌军情报的数量与准确性，无组织能及”。
1943年8月，英军服务团因国民党压力终止合作，但赖廉士仍坦言：“若无你们帮助，我们难有作为。”
即便中断联系，东江纵队仍继续营救盟军战俘、为英方过境人员提供便利。

东江纵队与英军的合作引发美国关注：1944年2月，美军第14航空队克尔中尉驾机轰炸启德机场时被击落，获东江纵队救助撤回大后方。
同年10月，美军派欧戴义少校求合作，中央复电同意“建立电台、收集情报、侦察气象、训练爆破”。
东江纵队遂成立联络处，由情报科长袁庚任处长、黄作梅任联络员兼翻译。
联络处迅速扩展情报网络，人员达200余名，覆盖香港至广州、潮汕至珠江两岸的日占区，被华盛顿誉为“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

联络处提供的情报涵盖日军机场资料、太古船坞建设图、虎门日军巡逻船报告、华南舰队密码、波雷部队（第129师团）南下布防、广九沿线工事图解、神风特攻队K2飞机图纸，甚至包括日军中队级以上的战斗序列人名。
情报工作者冒死工作：打入香港日军宪兵总部的李成密取军用地图，助美军1944年底至1945年初连续轰炸日军设施；
情报组长郑重及3名在港地下情报员英勇牺牲。

联络处破解“波雷部队失踪之谜”的情报尤为关键：
1944年衡阳战役后，日军精锐第129师团突然失踪，美军每日3台电台交叉监听无果。
联络处通过侦察日军新构筑的洞穴工事（与塞班岛工事一致），最终锁定波雷部队位置。
美军据此调整华南登陆计划，避免了作战损失。

三、支持“迪克西使团”：中共情报的全球价值

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日益壮大，有效控制广大区域，包围牵制大量日军，还救援众多美军人员。
1944年2月，罗斯福总统致电蒋介石，要求派观察组赴中共地区“增加中国北部及东北日军情报来源”。
经多方努力，7月22日，美国军事观察组“迪克西使团”抵达延安。
临行前，组长包瑞德上校收到指令：“主要任务是收集敌我情报、搜救飞行员。”

中共以反法西斯战友的姿态热烈欢迎观察组：
拟定详细工作计划与参观日程，多位领导人多次会见成员，介绍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情况；
叶剑英、彭德怀、陈毅等分别讲解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形势。
观察组最迫切的需求是山东军事情报——随着美军在太平洋反攻推进，美国计划在山东登陆，若能得到中共武装掩护与物资补给，将极大提升作战效率。为此，延安调动苏北、皖北新四军向沿海发展；
应观察组请求，电令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搜集青岛、烟台、连云港的日本海军兵力情报。

中共情报的高效令观察组惊叹：包瑞德回忆：“东京报纸出版仅10天，延安即可收到……懂情报的人都知道，日报是战时获取军事信息的重要渠道。”
为给美军海空军提供精确气象情报，中共与美方在延安、太行、晋绥根据地合作建立多座气象站，共同开办气象学校培养人才。
包瑞德注意到中共情报的独特优势：“我们的训练针对‘对环境、居民完全不了解’的作战，而中共军队几乎总能获得当地居民合作——居民善于捕捉敌军重要情报并主动报告。”

观察员惠德赛上尉1945年1月访问太行军区时，李达司令员详细介绍日伪军“军事设施、编制、装备、特务活动、士兵情绪、兵团异动”等情况，惠德赛震惊之余问：“如此详尽情报如何获得？”李达答：“靠群众路线。”

观察组为进一步了解中共抗战效能，请求深入华北考察并增派人员。
中共高层明确指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支持观察组分赴晋察冀、晋绥等根据地调研。
在抗战胜利前的一年中，观察组从中共获得大量珍贵情报，美方评价：“日占区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延安的常驻情报人员或武装力量——他们与日军持续战斗，拥有战俘与情报的优质资源。”
包瑞德在给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报告中写道：“只要共产党人合作，华北的情报搜集工作无任何限制。”
观察组成员克洛里少校更直言：“中共根据地是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敌后军事情报来源。”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法西斯是全人类和平与正义的共同敌人，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共通过情报合作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胜利作出卓越贡献，更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留下了“团结御侮、情报赋能”的宝贵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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